深德观察

近几年，中国民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营利力量参与到科研中，以各自的形式崭露头角。或如拼多多黄峥退休后在母校浙大直接设立专项基金、或如腾讯成立新基石科学基金会资助优秀科学家、或如多方民间力量筹建西湖大学亲自下场培养科学家……

但从总体的捐赠规模上看，中国非营利机构参与科研仍处在萌芽阶段。以基础研究为例，2020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共计1500亿元，92%来自政府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社会民间力量的贡献十分有限。

相较之下，美国的科研经费来源要多元化许多。仍以基础研究为例，2020年美国联邦政府投入仅占41%，非营利机构的贡献率超过10%，达到100亿美元，且该捐赠规模保持着每年7%的增长率^[。

美国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非营利力量凭借自身的独特站位，完全可以为科研带来巨大的额外价值，这些价值包括：非营利机构在资金的使用上有更高的前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空白地带；资金使用不受传统科研体系的限制，具备较高的灵活性，有助于开创灵活的资助模式；以及，非营利组织能够发挥公众倡导、推动跨界合作的优势，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性举措。未来中国大有可为。

价值（一）：非营利机构在资金的使用上有更高的前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空白地带

科学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关注基本原理的基础研究阶段,从理论到应用的转化研究阶段,以及研究成果得到推广的成果产业化阶段。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和政府财政对确定性的要求，决定了他们两方更适合作为后两个阶段的参与主体。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使命则引导他们关注到投入周期漫长且不确定性很高、但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大的基础研究，他们在资金使用上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有更强的前瞻性，这能够很好满足基础研究阶段的需求。

以生命科学领域为例，美国的非营利机构在该领域经过了主动、漫长的前瞻性探索，最终实现了两类议题的重大突破，既关注到政府忽视的需求，又填补了市场运行的缺陷。

第一类议题是流行于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受这类疾病影响的人群广泛，但是以低收入国家为主，市场无法运作。美国盖茨基金会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在推动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三类传染病的防治上，挽救了数千万生命。以疟疾为例，世界卫生组织《2021世界疟疾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约有2.41亿疟疾病例，导致了62.7万例死亡，其中约95%的疾病都发生在非洲。由于这里多数为低收入国家，对于疾病研究和疫苗研发，企业没有动力、政府缺少财力。美国盖茨基金会关注到这个领域，既投入疾病的基础研究帮助从源头降低疫苗成本，又从后端搭建伙伴网络帮助推广疫苗接种工作。在传染病的基础研究方面，盖茨基金会成为仅次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第二大出资方。

第二类议题的突破出现在罕见病领域。虽然它所在的市场能运作，但需求很小，处于政府易忽视、企业难盈利的空白地带。例如，囊性纤维化是一种遗传性的外分泌腺罕见病，患者体内易出现粘稠的分泌物影响呼吸和胃肠道。美国囊性纤维化基金会于1955年成立，以探索疾病的治疗方案为使命，通过为该疾病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资助来对抗诊疗方案诞生的不确定性，成功地推动了该疾病多个关键阶段的进展，包括在病理研究阶段发现囊性纤维化缺陷基因，推动了潜在药物的大量筛选和转化，还为药企的新药研发提供启动资金，并终于在2012年推动了第一款药物的上市。

价值（二）：非营利机构的资金使用不受传统科研体系的限制，具备较高的灵活性，有助于开创灵活的资助模式

现有的科研体系下，来自政府和企业的科研资金以限定的研究课题为导向，可以高效地解决某个实际应用问题，但是研究领域、研究周期都有很大局限性。另外，高校内各学科的边界清晰，推动跨学科研究比较困难。这些不利因素会阻碍科学家产出基础性、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非营利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资金使用具有较高的灵活性，能在现有的科研体系之外，去探索、甚至引领全新的科研支持模式。与传统资助以科研课题为导向不同的是，美国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自1978年起开创了“人，而非项目”（People, not project）的资助模式，先后有超过250位科学家及其研究团队获得了可供灵活使用的长期稳定科研经费，帮助其心无旁骛地在自己的兴趣领域自由探索。40多年来，有超过30位被HHMI资助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1]（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最知名的科学奖项——诺贝尔奖，100多年前就是由诺贝尔基金会这一慈善组织设立，对全球的科学研究起到激励作用，直至今天）。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也在不断丰富本土的模式探索。有的通过设立科学奖项，例如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未来科学大奖，以及腾讯基金会出资支持的科学探索奖；有自主育才的西湖大学，通过多元的学术交流、自由的治学氛围、广泛的学科交叉等创新方式实现聚才、引才，以推动基础和前沿科研的突破；公益力量资助科学家的实践也已经起步，从去年宣布起航的民间发起的生物医学峰基金，到今年腾讯成立的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均关注基础研究、采取“以人为本”的资助方式，他们致力于寻找有强烈科学家精神的人，为他们提供以五年为单位的百万元以上的稳定资助，允许科学家们以兴趣为导向开展科研。中国的民间力量正在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的科研中来。

价值（三）：非营利组织能够发挥公众倡导、推动跨界合作的优势，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性举措

非营利组织可以借助公众人物、广泛动员群众，增加企业、大众对科研议题的认知，以催化更多社会资金入场。不论是八年前风靡全球的“冰桶挑战”所关注的渐冻症，还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被称之为“不治之症”的小儿麻痹症，都是借助公众人物进行造势，广泛地带动了公众对该疾病的关注，进而撬动了更多社会捐赠。

另外，非营利组织能够联合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不同相关方建立研究联盟，或联系公众建立研究样本网络，为科研提供基础设施服务。

一种方式是非营利机构通过搭建公益性的数据平台，为科研主体提供研究基础。例如，美国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通过建立包括患者组织样本库、大学和医学中心在内的研究联盟，实现多方数据共享、提高协作效率，大大加速了该疾病的解决方案面世。类似的，美国的大疱性表皮松懈症研究机构也与美国各著名大学和相关医院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在对应研究站点开设患者数据采集服务，数据库为研究人员探索最佳临床实践方案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第二种基础设施服务是非营利机构打造的公益服务网络，以拓展机构与公众的接触点。例如，前文提到的美国囊性纤维化基金会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刚成立时，便开始搭建患者社区网络，通过20多年的时间，除了积累患者数据为后续开展临床研究提供数据支持之外，还面向患者网络提供临床知识、预防方式等医学科普，以及疾病早期筛查服务。另外，基金会还在积极拓展在地的个人或组织，通过社区资助项目为其提供资助，以更大范围服务囊性纤维化患者的生活起居。

公益慈善的发展没有止境，因为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永不停歇。

科学研究的进步也没有止境，因为人类对浩瀚宇宙的好奇永不熄灭。

中国越来越多的非营利资本怀揣公益初心、保持资助耐心，选择做“难而正确的事”。他们或借鉴国外的经验、或探索本土的资助模式，无论如何，都是在以理想主义之追求，助燃人类对于宇宙奥秘的好奇。